周奕成自我教育者: 「解嚴世代」的歷史基礎與社會工程

解嚴二十年，談談「解嚴世代」。舊文一篇重貼分享：

所謂「五年級」或是「學運世代」，在政治與各個領域逐漸取得顯著地位。越來越多人，包括國內外的評論家、政治學者，開始關心他們對台灣未來發展的影響。

身為「五年級中段班」，又是所謂「學運世代」的成員，我卻不特別喜歡這兩個用語。「五年級」，指的是「出生年」。但「一代新人換舊人」，不過是自然的鐵律，「五年級」很快地也會被「六年級」、「七年級」接棒。如果只從「年齡」的角度來看，所謂「五年級」豈能夠算得上是一個社會現象？

至於「學運世代」的說法，其意義又太過侷限。這個世代的人，許多並未曾參與所謂「學運」，但卻不影響於他們和其他同輩人之間的共通性。而且，「學運世代」的提法，有菁英主義的傾向，暗示著有一小群人，共謀從事著類似日本漫畫「聖堂教父」的霸業。事實上，世代政治的現象，有其結構面的社會條件，不是行動面的個人因素所能解釋。

為了描述台灣的世代政治，幾年前我鍛造了一個詞，叫做「解嚴世代」。我喜歡這樣來稱呼這個世代，因為他們不是用「年級」來劃分的，也不是所謂「學運世代」可以分析和含括的。稱他們為「解嚴世代」，背後有對於二次戰後台灣政治變遷的一種理解觀點。

「解嚴世代」，是相對於台灣當代政治歷史裡的另外兩個世代而言的。「世代」的概念來自社會學詞彙cohort，指的是共同經歷社會變遷，從而分享集體心理與歷史記憶的人群。

從這樣的角度看，台灣政治發展的三個重大變遷，各自形塑了十餘年乃至二十餘年的政治版圖與社會議程，從而導致了三個政治世代的誕生。第一個政治世代，在「終戰」、國府遷台、五０年代白色恐怖的階段成長。第二個政治世代，則形成於七０年代蔣經國開始掌權、逐步開放選舉、社會力漸漸興起，國民黨與黨外對抗終至發生「高雄事件」的期間。

「解嚴世代」是台灣戰後的第三個政治世代。八０年代中期以至九０年代，台灣在解嚴前後，威權體制逐漸瓦解，民主化、自由化成為主流社會議程，從而造成了社會文化面貌的重大改變；在此時參與其中，或在此時形成其政治觀點的一代，可以稱為「解嚴世代」。

「解嚴世代」是台灣政治社會變遷過程裡相當特殊的一個世代。他們在戒嚴體制下接受教育並邁入成年，瞭解何謂黨國意識型態和軍訓教育，和前兩個世代共享威權時代封閉社會的生活經驗，曾經體會民主化過程所帶來的興奮和不安；和更年輕的一代不同的是，他們不會將民主開放視為理所當然。

然而「解嚴世代」卻也和更年輕的世代，共享物質豐裕社會（post-scarcity society）的成長經驗。他們熟悉電視，瞭解網路，浸潤於商業社會的邏輯。因此「解嚴世代」在文化品味上，更能夠與多元化的年輕世代共鳴，卻和在物質匱乏下成長的前兩個世代，有重大的文化代溝。

「解嚴世代」與前後世代的異同，形成了這個世代的特殊性。這個特殊性，賦予「解嚴世代」無與倫比的歷史機會──透過鞏固深化台灣民主，為世界做出貢獻。

由於「解嚴世代」親身經歷民主化的過程，瞭解民主自由並非與生俱來，而是需要爭取的，因此這個世代的人，將扮演台灣民主的捍衛者。台灣民主化以及中國經濟開放的歷史巧合，更使得「解嚴世代」將有機會藉由鞏固與深化台灣民主，而對全球華人社會的政治制度與文化，做出重大的影響。

另一方面，由於「解嚴世代」受到文化全球化的影響，擁有較為開放的性格，使得他們能夠超脫台灣歷史的悲情宿命，以更務實的態度來面對政治未來。過去世代雖有其視野，但也有其侷限，因此形成了此刻難解的政治僵局。「解嚴世代」基於其自由的價值觀，將能夠擺脫大中華國族主義以及台灣的族群意識，成為台灣公民社會的骨幹，建構新的政黨體制。「解嚴世代」將會成為帶領台灣走出無謂內部對抗的一代。

在未來幾十年，「解嚴世代」應該要進行幾項長遠的社會工程。這個世代必須在多元族群的社會裡，形塑新的政治社群認同，或所謂國家認同。這個世代必須以科技、管理知識與創意，在全球經濟裡尋求台灣利基。這個世代必須創造社會團結（social solidarity），構築強韌而有彈性的社會安全網。

為了進行這些社會工程，「解嚴世代」需要的是願景（vision）、領導力、策略以及管理能力。台灣的「解嚴世代」行不行？世界都在看。

（發表於2004年7月號「三十雜誌」）